尽管画面粗糙，特效原始，但这部影片依然拥有相当强大的道德控诉力量。但是，1990年的人们不会谈论光伏风电的迅猛发展，环保部还要再过18年才会成立，中国煤炭消费量要再过23年才到达高峰，这样一部带有末世意味的老电影已远远不能表达今天中国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在2010年代，对污染的警觉以及对生态文明的向往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从上到下的共识。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2017年11月发布的一份针对约4000人进行的调查显示，78%的受调查者对气候变化表示担忧，89%认为政府应该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但同一份调查也显示出，仅有11%的受调查者对气候变化议题有较为深刻的了解。
中国有句老话叫“眼见为实”，也许电影可以让中国人与气候变化来一场有声有色的亲密接触。今天，这样一部电影最理想的效果，也许是把气候变化与中国民众之间的距离再拉近一些，让更多的人不再只是从字面上知道“气候变化”的大概意思，而是对这一个正在发生的威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灾难的迫近程度有所体认，并且对自身的生活方式产生反思。
这样的一部电影，当然可以借由灾难片的宏大场面让观众的肾上腺素飙升，但也完全可以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剧情片：其实无论是停在路边的共享单车，还是堆满快递箱的小区垃圾桶，无论是买电动车还是燃油车的犹豫不决，还是一场遭遇了天然气短缺的寒冬，中国人的“日常”，早已经与全人类的“无常”息息相关。至于怎么把这样的现实变成令人欲罢不能的故事，那就要看中国电影人的了。
国外的读者之前并不怎么了解贾平凹。而他的小说《高兴》英文版的发布将向世人证明，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高兴》2007年完成并出版，2017年由杰出翻译家韩斌（ ）翻译完成。这本著作不仅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同样也深入分析了当下中国农民工生活的苦辣酸甜。
其实，以发展中国家人口迁徙为背景的作品屡见不鲜。印度的大型综合电影集团拍摄了大量以农民进城为题材的电影——有些是幽默故事，有些则从道德角度讲述腐败与救赎的主题。贾平凹的作品更贴近问题的实质，更加真实也更加残酷，他最新一部讲述被拐卖妇女的作品《极花》也是如此。
《高兴》这部作品基调并不太阴沉，或许本质上是，但却被主角刘高兴异乎寻常的表达给“拯救”了。刘高兴是一个来自清风镇的农民，后来搬到了西安。刘高兴原名刘哈娃，在这个令人吃惊的角色身上，我们既能看到那种无拘无束的乐观主义，同时也发现一些谨慎精明的自信精神。正是这种自信让刘高兴卖掉了自己的一个肾，并决定搬到西安。他的肾如今可能已经被移植到了一个城里人身上这件事让刘高兴感觉自己也是半个城里人了。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最忠实的伙伴五富。和刘高兴不同，五富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农村人。作为刘高兴多年的朋友，同时也想为老婆孩子多赚点钱，抹不开面子的五富最终还是被刘高兴拖着来到了西安。五富总会向刘高兴寻求帮助和建议。一次五富尿急而又无处可去的场景恰好说明了两人之间的这种差别。
五富弯着腰，大声说：“我想上茅厕，要憋炸了！”
这人真是事儿多。我本来不想管他，但是哪能呢？于是我对他大吼了一声“接着走！”。我们面前有一个大雨水坑，五富本来要绕着走，结果我一脚踹到了他膝盖上，然后他就跌在了坑里，泥水溅了一脸。
“哎！”他大吼一声。
我小声嘀咕了一句：“你裤子已经湿了，就站那儿尿。”
整个作品叙述的语调即欢快又引人入胜，尤其是讲到刘高兴和五富艰苦的发家致富梦的时候。两人最终决定来投奔韩大宝。韩大宝是第一个离开清风镇的人，如今在西安这座大城市里拾荒。韩大宝将两人安置在了一条街道上，随后两人便骑着即将报废的三轮车开始走街串巷收破烂，从废纸板到铝钢架，有什么就收什么。
贾平凹选择拾荒这个角度，能够让他从城市垃圾这个角度来深入探索城市的发展历程。这些拾荒者会穿着死人的鞋子和随便捡来的衣服。他们会把死苍蝇放在食物里来骗一顿免费饭，无论做什么都要抢在前头。在小说的一个章节中，刘高兴怀疑他们的一个朋友——黄八——得了乙肝。他告诫五富不要和黄八一起吃饭，说那是一种“富贵病”，染了之后人容易累，而且干不了活儿。恐怕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这些人生活的不易，他们是如何苦苦地坚持着，甚至都不敢生病。
小说《高兴》最后并没有以喜剧收场。这部作品突显了那些已经不能靠农耕或者追求远大理想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农民只能来到大城市打工，遭受最严苛的劳动力压榨。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能看到类似的影子。南亚的这种社会现象很有可能被种阶层制度所掩盖，因为在不断发展的城市中从事垃圾清理工作的正是那些最受压迫的阶层。宝莱坞电影并不会展现贫苦的村民搬到城市拾荒的故事。中国目前似乎不存在这个问题。而通过贾平凹这部令人心碎的小说，以及韩斌优美的翻译，社会底层那些靠着社会新贵废弃物活着的人们，他们的切身经历才得以受到全社会的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十年或者说这本书中文版第一次出版之后，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由于网购不断发展，以及正规垃圾分类机制的缺失，导致可捡拾的垃圾总量急剧增多。与此同时，贫富差距也在明显扩大，中产阶级化和房地产泡沫（尤其是在一线城市）让外来务工者越来越难以找到合适的住处。即便是刘高兴和五富在西安住的“剩楼”未来恐怕也要成为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落脚地。
如今，中国的拾荒者正慢慢淡出公众的视野，被排挤出城市，逐渐落入社会边缘。他们捡拾着城市的垃圾，却被城市所遗忘，人们既看不到垃圾，也看不到清理这些垃圾的人。中国似乎正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向南亚那种基于种姓的等级社会迈进了一步。
